《历史没有如果》
果敢民族的族群意识与身份认同
作者：王子瑜
第四章 历史的选择与历史自觉
第六节 果敢“回归”是谁的心理需要？
果敢人与汉人这二个词对缅北华裔而言属于异名同出、一义双表，是一种重叠共识和双重身份认同，并行不悖，“果敢”一词既非缅族对汉人的蔑称，也不是缅甸汉人的自我矮化。除了称谓上和政治层面上有所不同之外，果敢人与汉人在血缘、语言、文字、习俗等民族内涵上，并无任何实质性差异。
果敢人历来均以身为果敢人为荣，并不曾因果敢人的称谓和“法定土著民族”身份而感到耻辱。即便是在果敢民族因为武装革命而遭受缅军方重点打压的日子里，果敢人依然没有想过要彻底抛弃“果敢族裔”的身份。在缅甸果敢人和汉人是毫无实质差别的异名同出，无论是文字语言、风俗习惯和宗亲血缘均完全相等，在缅甸关于族裔的语境中果敢人与汉人属于同义词。同物异名或一物多名的现象在各种语言中也并非孤例，族称因历史及观念改变而有所改变的族群在人类历史上也并不鲜见。
大汉族主义者把“果敢民族”一词当作“耻辱”属于一种臆断式的偏见。人类对荣辱的感受在于对事物的解读，理解的混乱就会造成“荣辱观”的判断混乱，因此，中国上一届政府才会把倡导“八荣八耻”当作国事来抓。可见，某些耻辱是理解偏差所导致的，并非事实，而是臆想。所以，为了消除偏见，需要对“果敢”一词最初被官方倡导使用的历史及政治原因进行说明。
1759 年果敢杨氏第二代土酋杨维兴离世后，其子杨有根继任。杨有根执政后“果敢”一词开始被官方正式使用，此举就是一种政治自觉。自觉地将其辖区一个音译的“科干山”改为有政治地理和主权意义的“果敢”，去除仅能体现小地名的“山”字，从此，在缅甸的华文释义里“果敢”这个用于形容精神气质层面的形容词有了名词的涵义，这个名词最初只是一个地名，后来，随着地区归属及当地人民政治权利的演变，它变成了一个族裔的专用名词。
“果敢”一词最初并没有“民族”的涵义，但它被杨氏土司倡导使用的目的是有意彰显“辖区独立自主权”。杨有根通过将其辖区“科干山”改为“果敢”，是在对外宣示该地为独立行政区域以及区内人民的自主权利。在杨氏土司六代领导人的治理下，随着果敢地区的发展，“果敢”一词除了具有地区认同之外，逐渐衍生出了族群认同，而且完成了从自称到获得外界的认同的过程。
1947年果敢末代土司杨振材与缅甸国父昂山将军商议建立联邦相关事宜时，杨振材提议将缅北所有土著华裔列为联邦国家内的一个独立族群，以便于区别其他区域的移民华人。这一建议得到缅族精英采纳，一年后，缅甸联邦宣告独立，果敢地区的华裔族群从此也就有了一个“缅甸法定土著民族”的政治身份及相关权利，果敢地区的汉族从此也就有了两个并行不悖的民族身份。
综上，果敢民族的诞生是历史的选择，是政治和生存的需要，是生存的策略，是多种原因综合演变的结果。后辈果敢人对“果敢民族”一词从来只有荣耀感并无耻辱感，反倒是有一小撮大汉族主义网民，不了解缅甸国情与社情，也不了解果敢一词的来源和内涵，就无端地把“果敢民族”视为他们的“耻辱”。似乎大有不将“果敢民族”、“果敢人”这些个词彻底从汉语中取缔就无颜面对汉高祖刘邦似的；似乎为了守护由国名变族名的“汉”的神圣性，缅甸果敢华裔近百万人的政治权利可以忽略不计，似乎只要果敢人“回归中华”，就能完全解决他们想象中的耻辱。
单凭想象就断定“果敢人是缅人对缅甸华人的蔑称”，不看前因，也不计后果；光凭一个称谓就要把近百万果敢人钉在“汉奸”的耻辱柱上。真不知道汉高祖刘邦给了这类人什么样的道德崇高感，抑或他们自认为身上还流淌着五胡乱华、蒙满统治中元之前的刘汉血统？
什么是汉民族？答案是“所有认同并传承中华文化的就是汉民族。”汉民族不是血统概念而是文化民族概念，因为，汉民族不论是在汉朝之前融入此间的夏人周人，还是后来被中原人士视为蛮夷戎狄以及几乎消失了的突厥、女真、鲜卑、契丹等等，在中华文化的同化之下全都融汇成了汉民族的一份子。所以，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纯血统”或“纯汉文化”的汉民族。
时至今日，汉人或汉民族也已演化出了不止一个称谓。比如：华族、夏族、华夏民族、汉族都是中华民族。汉人、唐人、中国人和龙的传人皆同等于华人，没有人会质疑上述各种称谓族群的本质差别。而且，这些称谓都是在某个历史时期根据政治需要被创造出来，同时又被广泛认同的习称。换言之，这些族名都与曾经强盛一时的国名有关，是先有国家认同之后才有民族认同，甚至可以说，是国家创造了新的民族称谓。
缅甸汉民族的分支被称为“果敢人”它只不过是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历史的自然演变，它与背叛、数典忘祖或民族屈辱毫不相干。果敢汉人连土带人被划归缅籍后，更改族名称谓是权宜之计、是无奈之举、是生存斗争策略，它的内涵、实质、文化习俗、语言文字与精神并没有改变。某些后代子孙却为了所谓的“正名”，居然迫切地想要把前辈们因采取“以名换权”策略获取到的政治权利当作垃圾给扔掉！笔者以为，某些人情绪化的历史选择，虽然不能代表整个果敢族裔，但这类“去果敢化”的思想认识对果敢族裔弊大于利。
华文、中文和汉字、中国字都属于一种文字，这就是一义多表或异名同出，在缅甸缅语对汉人、华人、果敢人的称呼从来就只有一个，即“德祐”。而且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绝大多数普通缅甸群众只知“德祐”是汉人、是华人，并不知晓“果敢人”是什么人。因此，即便提及果敢人他们也要在“果敢”后面加上“德祐”一词（即“果敢德祐”）。包括果敢人使用的语言和文字，在缅甸的语言体系里也只有汉语和汉文之称，缅语里从来就没有专门指果敢人使用的是“果敢话”或“果敢字”，只有“汉字”和“汉语”。这样的提法反而是果敢人自己，为了莫名其妙的避讳而提出来的，“果文”这种自欺欺人的做法，也只不过是忽悠一小撮大缅族主义者而已。
那些从未涉足缅甸的大汉族主义网民，想当然地把“果敢”一词划归为“支那”、“黑鬼”、“鬼子”、“鞑子”等一类种族歧视性的蔑称，将“果敢民族”这个称谓视之为“汉民族的奇耻大辱”，并把它上升到“背叛先祖”、“数典忘祖”的道德高度去进行批判，一心欲去之而后快。他们在自己的想象中制造被侮辱感，并把这份臆想出来的屈辱感强加给果敢人。并想当然地认为“缅甸人是在以地域划分民族”，却罔顾“果敢”一词除了是地区名称和族群名称之外还具有政治实体的含意。
果敢民族是个政治民族概念，“果敢民族”一词的政治现实意义远远大于文化意义和血缘意义。学界对民族的广义概念并不统一，但早已公认民族属于文化概念，种族才是血缘概念。而且，民族一词的内涵还可以分为文化民族和政治民族。然而，概括而言“民族即认同”，一种与他者相区别的文化和政治认同。
综上可见，汉人既不是血统概念，也不是种族概念，而是文化概念。而且，这也正是汉民族得以强大如斯的主要原因。它如大海一样，把中华大地历史上的多个民族融进了汉民族之中。假如有人把汉民族当作血统或人种概念，那么他们坚持的可能正是他们反对或否定的。汉民族的称谓虽然源于大汉王朝，但在汉朝时期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汉民族”概念，而且华夷之辨也是建立在文化基础之上的，并非建立在血缘之上。
很多外语对汉族的称谓与华语中的“汉”毫无关系，比如缅语“德祐”词源并非来自于对汉民族的称呼，而是与突厥入侵缅甸有关，因入侵的蒙古军队中有很多突厥战士，1285年的碑铭中称元世祖忽必烈为“德祐皇帝”。缅语直译“德祐”为“相同样子的人”并把它当作汉人一词的缅语词源，笔者认为有所牵强，还有待考证。
就像英语用“CHINA”称呼华人，但是这个词却源自英语对“瓷器”的称谓；俄国对华人的称呼为“Kitai”或“Cathe”，但它却源自于俄语对“契丹”的称呼。甚至是“支那”一词，最初也并不是蔑称，因为在1902年发明“中华民族”概念的梁启超先生自己就使用过一个笔名“支那少年”。从中可见“支那”一词从尊称到蔑称的演变有心理转变上不可理喻的成分，正如日本人对中国人从尊敬到鄙视的转变一样，其间有历史和政治的关系。换言之，有些耻辱感是被他人强加上去的。
汉人的前身是夏人、商人、周人和秦人，她的后延是唐人和宋人；民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又有了“中国人”的称谓，可见民族或族裔的称谓也并非一成不变。
由“部族”联合成为“民族”的“炎黄子孙”曾经使用过那么多称谓，为什么她的一个支系被称为“果敢人”就是大逆不道了呢？
刘氏建立的王朝演变为华夏民族的族名，可以接受，为什么以杨氏土司建立的政治实体及连土带人入籍缅甸，为了彰显自主权的果敢华裔就不能以一个“民族”自称呢？
了解汉朝的来历和“汉人”称谓的起源，即可知道“汉”这个称谓并没有什么神圣性，正如“果敢民族”这个称谓不存在“不正统”或“卑贱”的含义，它仅仅就是一种历史演化的结果。
从五族共和到中华民族把神州大地上所有的民族都构建成了“多元一体”的格局；在中共的民族观念塑造下，中华民族这一概念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让我们清晰可见汉民族概念在近百年间的进化。可见，中华民族的强大，源于其对民族认同感和包容力的构建，中华民族就像它的图腾“龙”一样，是多种动物拼接在一起的；属于多元交汇、多元一体成功构建的结果。迄今为止，中共仍非常重视强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工作，所以果敢人也应该有自己的民族观以及重视政治共同体意识构建工作。
自土司后期以来虽然官方倡导使用“果敢人”一词称呼果敢地区的人民群众，但当时的人仍然钟情于使用“麻栗坝人”自称。直到掸邦第一特区政府时期1990年之后果敢人才彻底捐弃“麻栗坝人”一词的使用，从“麻栗坝人”到“果敢人”这二个词之间的过渡，就是果敢精英政治自觉与身份自觉的体现。
缅甸独立后果敢杨氏土司兄弟分别任上下两院议员，并曾在缅甸议会上提出，应批准所有缅北土著华人加入缅甸国籍，且获得议会批准，但是1950年当局主动为缅北华人办理国民身份证时，缅北一带十万华人当中，仅1万余人愿意领取。可见当时入缅华裔一心仍盼望重回祖国。
果敢人口按总人数来讲，散居于全缅甸的果敢人数总量比定居在果敢本土的人数较之超出二倍之多。假设果敢本土的果敢人是10万的话，那么，生活在果敢地区以外的果敢人数总合就有30万。因此，解决果敢人在缅甸的公民权利、民族权利乃至国籍归属等等问题，倘若仅仅着眼于果敢本土及其本土生活的十多万人民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动辄叫着喊着要果敢“回归”或“去果敢化”，是将果敢人推入缅甸反华仇华困境的推手；也是对近三四十万拿着缅甸国民身份证在缅甸谋生的果敢人不负责任的盅惑。
有些历史和现实就像人类无法重返子宫，没有谁有权力仅仅为了满足某些人的“大汉族威武形象”而强迫缅甸的果敢人放弃在缅甸建立的社会关系、生存权利、谋生方式和生活习惯。也没有谁有权力强迫缅甸政府为了消除“果敢民族”一词，而重新给这数十万果敢人以“汉族”的民族身份办理缅甸国民身份证。客观地讲，如果有谁能够立即给果敢人颁发中国公民身份证，确实会有很多果敢人非常愿意立马回归大中华。然而，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缅甸政府都难以接受和处理好果敢领土及果敢人民回归带来的一系列复杂的国际问题。综上所述，“果敢回归”属于一个伪命题，具有许多不可操作性和复杂的政治因素，稍有失误即导致各方均为受害人，得不偿失。
（成稿于2015年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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